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24]民营经济应当与其他经济形式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和行为能力，在国家经济生活和其他各方面生活中得到平等对待。[31]张军：《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的变迁及其启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166页。

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和挑战，应当以平等权和平等原则为宪法依据，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创造条件。两个毫不动摇 一、问题的提出民营经济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8]李响：《论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定位——〈宪法第7条的规范诠释》，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27页。第一，民营企业的内部廉洁控制。宪法上的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对市场手段合法性的确认，同时也是对政府权力的直接约束。

一方面，民营经济采用按劳分配方式是一种政治义务。[41]国有企业是国家机器控制网络的一个纽结，不可避免地要履行一定的政治职能，[42]这虽然增加了国企的社会性负担，但也使其获得受政府保护的好处，特别是接近乃至参与行政决策。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进一步细分步骤，渐次调整绝对贫困线，使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个体与区域的基本生存保障得到全覆盖式的解决。

中国扶贫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根据不同阶段的扶贫目标，给付行政内容的重心呈现为对相对人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共享利益等不同性质利益的保障。中国式扶贫实践强化了给付行政与社会政策的密切联系，使人们愈加关注行政行为和给付行政政策形成的过程。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广开扶贫给付之源，能够培育社会反贫困的内生动力，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多元治理格局，实现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此时，若严格遵循国家辅助性原则，以国家财政有限为借口一味节流，而不去开辟更加广阔、有效的财源，就会与人权保障的要求不一致。

在传统的给付行政中，个体性给付与集体性给付之间缺乏直接相关性。最后，以基于第三次分配的给付为补充，即在前两种给付无法实现共享型给付任务时，国家应该建构由政府协调、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慈善捐赠等行为，对资源、发展成果予以配置和给付。

1.贫困治理目标和进路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渐进式的扶贫治理模式。于是，在基本生存所需的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治负责和集体负责具有必要性，也由此产生了相应的国家保障义务。相应地，给付多表现为就区域发展制定扶持政策，提供良好环境、人力资源、信息沟通、物质（资金）互助等具体给付事项。中国的给付行政建立在生存权与发展权彼此联系的基础之上，强调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个体发展利益与集体发展利益之间的融洽与调谐。

事实上，这种理解需在国家设立了宪法法院的制度背景下才可成立。西方传统给付行政的实践，尽管也是行政性给付与社会性给付并行，但行政性给付与社会性给付兼容性较差，二者缺乏协同与配合。进入专题： 中国式扶贫实践 发展型给付 共享型给付 给付行政 。大多数情况下，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是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态的调整，主要通过制度性保障措施，间接落实到公民个体的受益上。

一言以蔽之，作为中国扶贫活动的基础逻辑，发展型给付的本质，是在将发展蛋糕做大的基础上，设计良好的分配机制来实施给付。国家保障义务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是要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累与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构建实现共同富裕的配套制度，尤其是区域协同发展制度与收入分配优化制度。

（二）给付模式的递进：从生存照顾到发展与共享保障给付行政的受益保障义务，由宪法通过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予以规范，但具体的给付模式，尚需根据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人权保障状况和能力，由法律作出具体安排。德国等西方国家形成了以生存照顾为核心的传统给付行政理论。

理论上讲，资源是有限度的，应当尽可能地借助家庭、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实施给付，优先采取公权力以外的给付手段，不宜将全部压力施加于国家财政。1.共同富裕的规范内涵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的社会平衡理念，是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原旨和稳定内核，其构成了给付行政的目标导向，蕴含着共同富裕的规范内涵。共同富裕之富裕，意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利益的供给，其势必通过国家给付来落实，需要依靠具体制度来保障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分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边推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边致力于促进区域发展、消除贫富差距，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共同富裕。一次性给付与持续性给付相对独立、相互成就。由此，作为发展型给付行政基础的国家义务就形成了两种构造：国家—集体—公民三方给付关系、国家—公民双方给付关系。

相比于发展型给付，共享型给付强调发展成果的持续化、均衡化供给，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实具有对应关系。在政策方面，国家一直强调社会建设与民生保障的同向性，且民生保障不局限于生存利益保障，还包括对就业机会、精神文化需求等发展利益的保障。

从人权理念到扶贫实践有几个推进环节。2.对相对贫困者的认定与帮扶中国已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扶贫活动中的给付对象已调整为相对贫困的个体与区域。

扶贫活动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谋发展，还要指向消除贫富差距、共享发展成果。诸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慈善捐助等贫困治理举措，旨在缩小区域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其实质是相对贫困标准随着改革成果的累积而持续攀升，进而对给付行政实践提出新要求。

从国家义务的客观价值论逐步转向主观权利论的主张看，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对于客观法秩序的维护，本质上也是对公民共享权这一主观权利的保障。传统生存权保障的行政物质帮助，局限于给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或社会保险待遇等，而精准扶贫的范围更广、保障程度更深，综合了公物供给、行政资助、社会保障等重要内容，并通过量身定做式的扶助举措，保障贫困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本生存利益。可以说，中国扶贫给付之共享利益保障，构建了一个以发展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发展理念与共享需求相互促进、共存共生的给付行政理论新架构。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而言，其传统给付行政理论中并不存在共享的理念，分配发展成果被视为对贫困公民的特别恩惠，且需要建立在有成果可给付的前提之上。

此时，给付对象为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个体和区域。但是，无论如何，给付行政之功能与目的都建立在一个稳定的逻辑基础之上，即国家在个人负责所不及之处，对公民负担以生存利益保障为底线的必要授益义务，行政机关则基于此负担给付职责。

中国扶贫活动中的发展利益保障，要求实现个体发展与集体发展的协调统合。最后，扶贫实践将扶贫救助与产业开发有机结合，将民生保障与社会建设相互联系，将扶助对象确定为扶贫标准以下的农村人口、连片特困地区和重点县、贫困村。

在此背景下，给付行政之目的即为实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因此，在发展型给付国家义务的基础之上，发展型给付行政致力于实现可持续性给付，其内容包括对区域发展利益的给付和对个体发展利益的给付。

共享型给付是对发展型给付的升华，旨在实现更高远的共同富裕理想，是中国扶贫活动的长远目标。社会共同体中资源提供者和受领者双方的参与规则和接纳规则由给付行政之现状决定，但也会反过来影响给付行政范围的发展。并且，发展得越好，给付得越多。2.以行政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为给付格局中国扶贫由政府主导，同时鼓励和助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形成了行政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给付格局。

发展型给付不是在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直接进行利益转移，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融合公法治理工具与私法治理工具（尤其是契约工具），完善社会组织捐赠的渠道，吸引贫困群体加入互助基金组织，为多元社会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合作共赢。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彰显出新时代人权保障内涵的拓宽。

当人权保障之内涵仅为生存权保障时，给付行政之授益范围即为生存利益。个体民生保障对应着国家对个体之给付，重在凸显和保障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益。

双方构造以直接向公民个体授予实际利益为手段，以直接给付为主。在以维护客观法秩序为表现形式的情况下，发展型给付国家义务中，公民发展权与国家义务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国家—集体—公民三方之间的给付关系。